懂得賢才的重要性是任用人才的第一步，接下來還需要一個“察賢”的過程，即正確地識別人才，這是重視和任用人才的前提條件。作為杰出的政治家，呂不韋深諳“尚賢為政之本”的道理，作為一國之相，他深知人才對治國的重要性。呂不韋以政治家的眼光，總結歷史經驗教訓，把得賢人與得天下直接聯系起來，從國家興亡的高度提出尚賢的重要性。

他在《呂氏春秋》中寫道：“身定，國安，天下治，必賢人。”“得十良馬，不若得一伯樂；得十良劍，不若得一歐冶；得地千里，不若得一圣人。舜得皋陶而舜受之，湯得伊尹而有夏民，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。夫得圣人，豈有里數哉？”要求國家的統治者把尚賢作為基本國策。呂不韋的這些觀點和做法，都顯示了他對人才的推崇。

呂不韋所處的時代是個群雄爭霸的時代，在這種殘酷的競爭中，人才的重要性和巨大作用更加凸顯出來。對此，呂不韋借助《呂氏春秋》提出了“察賢”的三個標準。

首先，《呂氏春秋》使用了許多概念，如圣、賢、士、能等，從這些概念看，呂不韋心中的“賢人”都是一些品德高尚的能人，也就是德才兼備之人。

其次，《呂氏春秋》指出：“凡舉人之本，太上以志，其次以事，其次以功。三者弗能，國必殘亡。”呂不韋將心志、做事、功勞三者作為舉人之本，這個標準把德才兼備具體化了，延伸到了做事的能力和政績等。

最后，《呂氏春秋》明確地提出了“八觀六驗”和“六戚四隱”的內觀和外觀標準。所胃“八觀六驗”，就是“凡論人，通則觀其所禮，貴則觀其所進，富則觀其所養，聽則觀其所行，止則觀其所好，習則觀其所言，窮則觀其所不受，賤則觀其所不為。喜之以驗其守，樂之以驗其僻，怒之以驗其節，懼之以驗其特，哀之以驗其人，苦之以驗其志。八觀六驗，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”。具體意思是：

(1)在他通達、過著很順利的日子時，要注意看他禮遇的是些什么人。

(2)在他顯貴、發達時，要注意看他舉薦些什么人。

(3)在他富貴時，要注意看他供養、收養些什么人。

(4)在他聽取意見時，要注意他將采取些什么行動。

(5)在他閑暇無事時，要注意看他有什么喜好和嗜癖。

(6)在與他探討問題時，要注意他說些什么話、怎樣說話。

(7)當他貧窮時，要看他不接受什么東西。

(8)當他處在下賤階層時，要看他絕對不做什么事情。

以上是“八觀”的主要內容。

(1)當他高興時，要檢驗他有沒有過分的表現、所恪守的事情有沒有因此而放松。

(2)當他快樂時，要看清他的癖好。

(3)當他發怒時，要看清他的節制，能否保持理性。

(4)當他恐懼時，要看清他是否保持著足夠的自制力。

(5)當他哀傷時，要看清他為何哀傷，透過這種哀傷能否看到他的仁慈之心。

(6)當他處于苦難當中時，要看清他這時所秉持的始終不渝的志向。

以上是“六驗”的主要內容。

除了“八觀六驗”，呂不韋還說：“論人者，又必以六戚四隱。何謂六戚？父母兄弟妻子。何謂四隱？交友故舊邑里門郭。內則用六戚四隱，外則用八觀六驗，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，譬之若逃雨，汗無之而非是。此圣王之所以知人也。”所謂“六戚四隱”的標準就是：鑒定一個人的品質，除了要有以上標準之外，還要聽取他六類親戚、四種接近他的人對他作出的評價。六類親戚是：父、母、兄、弟、妻、子，四類接近他的人是：朋友、老相識或同事、鄉親和鄰居。這些人代表了他不同時間、生活側面和生活空間內對他最為熟悉的群體，所發表的看法和見解也必然是最為客觀、全面而公正的。

綜觀以上三個識人標準，標準一是綜合的理性標準，核心即德才兼備。標準二是理性標準的具體化，側重于具體操作。標準三是從內、外兩個不同方面識別考察人才，側重于方法論。應該說，這三個標準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考察體系，呂不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，能夠提出按照這一標準體系識別考察人才，的確是難能可貴的。

古語說：知人善任。作為一名領導者，不了解一個人，就無法決定能否對他委以重任。只有了解了他，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一個人才的能力和作用，或者識破一個奸偽之徒的本來面目，避免影響整個管理工作的順利進行。了解人才、選擇人才是關乎一個企業興衰成敗的關鍵因素，現代企業管理者在人才管理上，有必要借鑒呂不韋的“察賢論”，掌握科學的識人方法，憑此發現和獲得更多真正優秀的人才。（黃美林）